大国将令2024年11月12日发布:知黔 钱理群：重新审视我的人生之路、学术之路与贵州的关系

原创 钱理群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1-11-26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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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学者文丛”精选了当代学术界有影响力的贵州籍或者非贵州籍但对贵州有研究的学者的代表性成果，以学者、学术的视角展示了贵州文化风貌。今天为大家推介的是《上下求索集——钱理群文选》（“贵州学者文丛”第一辑系列图书之一种）。本书分为“脚踏大地——贵州地方文化考察”“仰望星空——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两部分。通过该书序言内容，可了解钱理群先生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的一个基本经验，其生命成长与发展道路上的三个关键时刻，以及近些年来钱理群先生做的三件事。

《上下求索集》序

文 | 钱理群

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将我列为“贵州学者文丛”的作者，我也借此机会重新审视我的人生之路、学术之路与贵州的关系。

我曾经说过：“我的精神基地有二。一是被人们称为‘精神圣殿’的北京大学，一是处于落后边远地区的贵州安顺。”“出没于社会的顶尖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和学院与民间同时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从中不断吸取思想、精神资源，这是最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是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的一个基本经验。

因此，在我的生命成长与发展道路上，有三个关键时刻。

第一个时刻是1960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贵州，由此开始了十八年的磨炼，深受贵州大地的养育之恩。我也有一个概括：“贵州的真山真水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和贵州真人的交往，培育了我的堂吉诃德气；‘文革’中的摸爬滚打，练就了我的现实关怀、民间情怀、底层眼光；十八年的沉潜读书，更是奠定了我的治学根基和底气。”其中最关键的有两条，一是确立了我的基本人生观。这次编文选，要有一个命名，我立刻想起“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里，成为我和安顺朋友精神支撑的三条座右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永远进击”（鲁迅），“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毛泽东）。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这一生遵循的，就是这三条，用“上下求索”来概括，是再合适不过了。在贵州奠定基础的，还有我的学术研究。这一次编文选，就特意将1961年、1976年我在安顺卫生学校和安顺师范学校任教时写的研究札记、随笔，郑重列入我的《学术年表》，并将其中的《读〈野草〉〈朝花夕拾〉

随笔》一文作为附录收入本书，读者或许可以从其幼稚的文字里，感受一种生命激情，那是构成了我此后的鲁迅研究的底蕴的。

1978年，在中国社会发生根本转折的历史时刻，我走出贵州大山，来到处于时代中心的北京大学，这是又一个关键性的位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突然打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精神天地。在我的感觉里，此后几十年的研究生涯，其实就是在做一件事：仰望星空，和人类文明、民族文明的浩瀚星空里的灿烂星座，进行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而我的研究中心始终是知识分子精神史，我也就有机会和历史与时代顶峰上的“人之灵”畅谈、交流。这不仅是智慧的攀高，更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并时时产生生命的高峰体验。想想看，我这么多年，都是在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啊，那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海涅、歌德、屠格涅夫、陀思陀耶夫斯基……那是鲁迅、周作人、胡适、瞿秋白、朱自清、曹禺、沈从文、废名、胡风、赵树理……我努力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焦虑，困惑，思考，探索……共享追求真理的“丰富的痛苦”。收入本书的文字就是这样的“心灵的探寻”的部分记录。它诚然不成熟，问题多多，但却真实、真诚，对我来说，更是弥足珍贵。就以此来作为对哺育我的贵州父老乡亲，以及始终鼓励、支持我的贵州友人的一个回报吧。

2003年，我从北大退休以后，又回到贵州，并且提出了“认识脚下的土地”的命题，由此开始努力和贵州友人一起“构建地方文化知识体系”。这又是一个自我生命和学术生命发展的关键性的选择，即从仰望星空而回归大地。更准确地说，是依然在人类文明和民族文明的星空照耀下，但把重心放在对脚下土地上的文化和父老乡亲的关注与研究上。这可以说是一次“寻根之旅”。

这些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编写《贵州读本》，尽管它是一个普及读物，但我们却试图对贵州文化做出新的阐释，具有一定的学术含量，因此将其《编者絮语》收入本书。这是一个集体创作，戴明贤、袁本良、杜应国、罗银贤诸位安顺友人写出初稿，由我最后统稿。现在收入本书，就算是对我们的友谊的一个纪念吧。我参与的第二件事是屯堡社会与文化研究，这是以安顺朋友为主的，我只是一个吹鼓手。最有意义的，大概是《安顺城记》的编写，这是民间写史的自觉尝试，我几十年结识的安顺朋友差不多倾巢出动，我不过提供了一个总体设想，却无力亲自执笔。但我还是把它视为自己的学术工作，而且很可能就此结束我的学术人生，也算是“最后落地”的一个象征吧。

作者简介

钱理群，一生裁为四截。前二十一年是入世前的准备。1939年出生重庆，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在北京大学亲历反右运动。中间十八年，在贵州安顺卫生学校、师范学校任教，在社会底层经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大学，与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二十五个春秋，写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著作。2002年退休后十六年，又回到中学和贵州，参与中学语文教育和贵州文化研究、青年志愿者运动，从事现当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民间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主编《贵州读本》与《安顺城记》。三十九年的生命，和两个空间（北京大学和贵州），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立了血肉联系，其主要联结纽带，就是鲁迅。